這是一個誕生偶像比誕生黑科技還快的時代。

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們經常在朋友圈看到這樣的新聞：

     誰誰誰，不想當房奴，90后小夫妻回到古村，釀最美的酒，種最好的菜，睡在最愛的人身邊。

     誰誰誰，放棄幾百萬年薪和高收入，只為造一把保護環(huán)境的勺子。

     誰誰誰，寧愿丟工作，也要勇敢揭露老板的潛規(guī)則。

     ……

同時，我們也看到很多創(chuàng)業(yè)者，也被網民敬仰，被粉絲支持，成為能感動身邊朋友的人，不斷走穴演講，卻收效甚微。

這篇文章，林屹老師就帶你重新思考：當下的消費者們，需要什么偶像？

偶像是一種商品，而我們很需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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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普通人，為什么需要偶像？我們?yōu)槭裁聪矚g在朋友圈里，轉發(fā) 90 后小夫妻放棄房奴身份、回歸農村生活的消息？

我們知道，任何一種事物持續(xù)存在，一定是因為它滿足了某種用戶需求——就像椅子的存在是因為其滿足了人們“坐”的需求。

而“偶像”的存在，也是因為它滿足了我們“心理替代”的需求——我們看到別人回歸農村生活，建立了相同的幻想，以替代自己實際去體驗回歸農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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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這樣有效，是因為神經科學近些年發(fā)現(xiàn)，人的大腦情緒表現(xiàn)的兩個重要特征：

1. 想象體驗和真實體驗是相似的。

你幻想自己去勇敢揭露黑幕，和自己實際這樣做，在大腦情緒體驗上，是分辨不出來的。

在一組實驗中，心理學家讓一群人幻想吃奶酪，結果發(fā)現(xiàn)腦部的反應和真正吃奶酪的人類似。更神奇的是，幻想吃奶酪的人結束幻想，甚至食欲也得到了一定的滿足。

2. 他人體驗和自己體驗是相似的。

因為鏡像神經的存在，我們看到一個與我們相似的人行俠仗義，和自己實際行俠仗義，情緒體驗也是一樣的。

在一組實驗中，看到別人賭博贏錢，和自己賭博贏錢，檢測到的大腦反應也非常類似（只不過程度有所不同）。

     某父親因為年輕時想當公務員當不上，就百般逼迫自己孩子考公務員，也是相似的需求——看到自己孩子當了公務員，和自己當年真的成為了公務員，其實情緒體驗類似。

正是大腦的這種設置，才讓我們可以在各種欲望之中得到一定的平衡，通過自身幻想以及觀看他人的行為，來獲得一定程度上的欲望滿足（即使沒有實質上的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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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想獲得性但實際上又難以低成本獲得，于是有了 Porn（片）。

很多人想獲得快意恩仇、大殺四方的體驗又迫于法制，于是有了被稱之為 Action Porn 的粗暴動作片。

同樣，日常繁忙工作的白領們，要背房貸，要升職，要養(yǎng)家庭，要維持社會身份，總有很多想做但不能做的事情，于是有了很多“行為偶像”：去回歸農村，去麗江開旅館，去勇敢反對無恥的制度，去證明女性的平等……

而當我們去轉發(fā)、支持、關注這些偶像的時候，也相當于獲得了跟自己實際付出行動去做類似的情緒體驗。

如果說為替代“性體驗”而產生的商品是“ Porn ”，那么這種為了替代“做出某些想做卻不能做的行為”而產生的商品，就可以叫“Behavior Porn ”了。

過去我們經常講關鍵意見領袖（KOL），那么現(xiàn)在就不得不提一種新的領袖 —— 關鍵行動領袖（KBL）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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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他們會成為“關鍵行動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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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關鍵行動領袖（偶像）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他們滿足了人進行“心理替代”的需求——我們一直想鼓起勇氣去辭職創(chuàng)業(yè)，但迫于各種內心的壓力，沒有做出這樣的行動；而此時有人這樣做了。我們進行看電影式的角色替換，并且幻想，也獲得了類似于自己實際去做的情緒體驗。

那么這些人成為這種偶像的關鍵是什么呢？

其中的關鍵就是，讓大眾覺得：“我做了你想做的事情，但我和你唯一的區(qū)別就是克服了某種心理阻礙。”

比如，王辣辣因為放下一些世俗的工作去泰國賣酸辣粉，結果火了，并且得到很多人的崇拜。

     因為這些崇拜者（很多是在一線城市工作的白領文藝女青年），也一直想要去風景優(yōu)美的地方開店，也跟王辣辣身份、形象等類似，但就是迫于某種心理阻礙因素（比如生活壓力或者不愿意付出努力），而沒有去做。

     這個時候，她們看到王辣辣去做了自己一直想做但沒做的事情，就容易產生崇拜、支持等情緒，從而進行一定的“心理替代”，獲得跟自己實際去做類似的情緒體驗。

去做別人想做卻不能做的事情——這是成為偶像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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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不是只要做了“別人想做但不能做的事情”，就能成為偶像？當然不是。

你做的事情必須具備“可模仿性”——讓人覺得他們之所以沒能做到你做的事情，只不過是因為某種自身的心理障礙（比如不夠努力），而不是因為一些難以控制的因素（比如有背景）。

比如，為什么即使在前幾年百度市值超過阿里的時候，崇拜李彥宏的人也遠遠沒有崇拜馬云的人多？

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覺得馬云的成功更多是領導精神、奮斗、魄力等，而覺得李彥宏的成功是因為掌握了牛逼的搜索技術。

要學習和模仿馬云，普通人覺得好像很簡單，只需要克服某種心理阻礙就行了——比如更加奮斗，更加慷慨激昂。而要學習和模仿李彥宏，那就看起來麻煩多了，學習技術至少要買本 C++ 的書來看吧，還不一定看得懂。

這就意味著，馬云作為偶像，具有很強的“可模仿性”，而李彥宏，并沒有多少可模仿性。

崇拜偶像，就是為了在內心進行“模擬”，以獲得和自己實際去做類似的情緒體驗。而你不具備這種“可模仿性”，又怎么成為偶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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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說到最崇拜的投資人，只要是金融圈以外的人，估計 10 個人會有 9 個人會說是巴菲特。是因為巴菲特是最?；鸾浝韱幔?

自然不是。實際上，很多人沒聽說過“詹姆斯·西蒙斯”，他是一個很偉大的量化投資基金經理，他投資的長期回報率并不弱于巴菲特，甚至有的年景收益率比巴菲特還要高。

那民眾為什么不崇拜西蒙斯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巴菲特崇尚“價值投資”，講究的是投資哲學，按股不動，看價值；而西蒙斯崇尚量化投資，需要精密的數(shù)學分析和大量的模型推算。

對普通民眾來說，這兩個人都做到了“他們想做但不能做的事情”，但區(qū)別就在于——可模仿性不同。

巴菲特可模仿性高，民眾覺得要模仿巴菲特，更多是偏“心理”的因素（比如相信長期價值、相信趨勢的力量），只要自己在內心克服了這些阻礙，自己也能行。而西蒙斯可模仿性就差太遠了，普通民眾可能不愿意去研究什么叫做“回歸模型中的序列相關性”。

所以，如果要成為行動領袖，一個關鍵就是要讓人覺得：我跟你一樣，都沒有資源，沒有技能，唯一的區(qū)別就是我勇敢去做而你不去做（比如馬云的魄力），或者我有某個信仰你沒有（比如巴菲特對長期價值的信仰）。

這樣就具備了可模仿性。（雖然大家并不是真的去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