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圣先賢一直強調說“為學之道在于明理”，但很少人能真正理解其真實含義。

    為何非要明理，不明理又會怎樣？與我們在商業(yè)行為、企業(yè)經營中的智慧成就有必然關系嗎？

    好比我們學習了很多管理理論或是西方一些先進的市場理念，或是方法、工具，是否我們學了就等于學通了，學會了？怎么表示學通了學會了？

    我們知道，所有的理念或理論體系，或是工具、方法，都是一個知識體系，只不過有些龐大些，有些小些，每個知識體系都具知識結構。

    所謂知識結構之“構”不過是組成知識體系的內在原理或理路，即能將知識串起來的思路。這些內在理路包括知識體系產生的背景環(huán)境、市場原因、核心概念針對的問題機理、理念理論適用的時機、適用的條件、適用的人員、適用的度、資源配備等等。只有這些所具的內在理路都弄明白了，才能真正學明白、學通，才可能機用自在，所謂學以致用。

    理念、理論、工具、方法等是為方便而相對固化的，相對死的概念體系，為人所用前可以相對獨立存在，換句話說，可以被學習的、記憶的外在“死”知識，乃“術”上事務。至于如何用，用在什么地方、什么人身上，用在什么時機，用時對度的掌控則不是“術”本身的問題，而是必須時刻根據(jù)具體情況做動態(tài)把握的，這是“道御術”的問題，也是能力、智慧問題。

    這個智慧決定于你時刻的、當下的，依據(jù)自我價值觀做出的思維決斷。因為決斷時我們必須依據(jù)一個評判價值大小的標準，這個評判的價值標準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價值觀。

    我們之所以會體現(xiàn)出不同個性，根源正在于我們建立的與別人不同的價值觀。但價值觀為什么會按我們自認為合理合符邏輯的方式建立，最最根本還是決定于我們明理的程度，融會貫通道理、原理的程度。

    越融通，價值觀的局限性就越小，思維就越靈動，就如一位民間高人佛傳老人一輩子唯獨講的一句法語“框住你的不是”破框開智一樣，越打破價值觀的框框，智慧就越高。

    而融通的關鍵又首在明理明道，明道明理的核心又在明心見性。世出世法全是一個源頭，沒有分別。見下圖“學以致用的根本智慧機理”。

    所以，時刻之決斷是別人無法教你的，無法代你的內在過程，完全在于你對宇宙、世間的領悟明理程度。這也正是佛家所謂的“內求”學習的智慧印證過程。

    自我價值觀越中正，越符合大道，得到的決斷就越符合真實，越具最大最長遠利益，智慧性越大，否則，不過是貪戀一時一地之價值得失的機巧方便，乃能力小智慧爾。

上面道理舉個例子來說明就很好理解。

    如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他們身邊具很多智囊機構，包括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下面的各個研究所，北大、清華等知名院校的研究機構，所網(wǎng)羅的成員哪個不是行業(yè)或領域的權威或資深專家，當遇到重大國際事務需應對策略時，他們給到國家領導人的建議方案難道都會一樣，結論一邊倒么？如果都一致，領導人倒是相對好選擇，否則，就難辦了。

    究竟選擇誰的建議，最終是決定于外在因素還是決定于領導人自己一直以來形成的自我價值觀？

    誰能代替領導人做決策嗎？這在古代叫做皇權，是至高無上的，只能揣摩、迎合、引導，是無法代替的，否則將意味著大權旁落，嚴重的將天翻地覆，朝代更替。

    大道于世間法和出世間法皆不相違背。領導人越明理，學問越融通，其價值觀就越中正，其所謂的個性就越符合大道，其決斷、決策的政策就越容易把握真正的最大最長遠價值，所帶給國家、人民的必定是無量福祉。這也是一個明君之所以為明君的根本之處。

    企業(yè)則是個小國，企業(yè)領導人與國家領導人從管理角度來說并無什么本質差別，只是管轄范圍、規(guī)模大小不同而已。合乎道才是自身及企業(yè)最大最長遠的價值。所以，明道，修煉自身價值觀才是所有領導人修為的根本所在。

    而要修煉自身價值觀，首先要能識得自身的當下性狀，要懂得反觀或內觀自身價值觀成、住、壞、空的生滅處，這既是一個在家人之世道、事業(yè)修為，更是一個人知“道”明“理”的見道過程，非常關鍵。

    對于出家修行人，成佛、成仙的首要之處其實也在這里，否則，修為難以真正上路。為什么會這樣，真求大道者可以參參。